‌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我们曾经为社会主义设立了几条标准，但前中共某总书记却说，他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位总书记说了真话吗？他为什么会这样想呢？认真冷静地分析一下，这种情况还真不是他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本来就不准确，更不严密，值得推敲。

一、现有定义与事实的差距明显

百度上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资料主要归全民或集体所有，分配原则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这里强调两条：一是公有制，二是分配原则。苏联解体以前，毛泽东同志已经给它戴上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但那个时候的苏联依然实行公有制，说明公有制也不能保证社会主义本质不变。现在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少部分国有企业，说明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所特有。这里的要害是公有制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什么？如果生产主要是为了资本增值，那它就不是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公有制企业，实际为少数官僚据为己有，公有制外壳虽在，本质已经变化。

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现实的分配制度相当复杂。以中国为例，按劳分配离开实际要求距离甚远，地区差别、行业差别、部门差别都远远超过了劳动本身的差别。干部收入与职务挂钩，但是职务高低并不等同于劳动的质量高低。相同级别的干部，在革命老区的收入只有发达地区的一半儿，甚至更少。再者，相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管理模式，分配制度是被决定因素，不是主导因素。

列宁的说法是：社会主义就是苏维埃加电气化。对此，当然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列宁实际的意见是：无产阶级专政，加上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但这并没有抓住社会主义的本质。恰恰相反，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不同政治派别之间的斗争，都是打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出了叛徒的结果，而是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有内在的根本性缺陷。出一个叛徒就能把整个制度推翻，说明这个制度本身是纸糊的。说出一个叛徒就会“变天”，是认为个人可以决定国家命运，属于历史唯心主义。

现实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十分有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与勾结贪官、欺压百姓的少量“坏资本家”产生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如华为老板任正非一类的“优秀民营企业家”。换句话说，“私企姓社”已经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这就直接推翻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社会（及企业）性质的说法。

还有些说法，虽然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性质有一定关联，但同样不能确定一个国家“姓资还是姓社”？例如党的领导，说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叫社会主义。苏联就是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之下，通过“民主讨论”的形式，宣布解散苏联，放弃社会主义。事实是：国家是不是由党来领导不能决定社会性质，而执政党是否变质，即执政党的性质，反倒可以决定社会的性质。但这样说，等于说执政党的性质和它所领导的社会性质相同。

还有些说法，更不能直接把握或确定社会性质。例如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真是这样吗？我们的人民代表能代表人民吗？有人说是官商代表：主要成员都是领导干部和企业家。这种说法虽不全面，但基本上反映事实。说不全面，是因为精英就是人民中的杰出人物，不能说他们完全不代表人民。但身处基层的广大普通百姓有什么困难和苦衷，他们都知道吗？多数人未必知道！

把无产阶级专政当成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妥的。苏联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大清洗”，我国在文革时期的“清理阶级队伍”，都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对待，制造出被称为“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政治灾难，大量伤人且伤心，极大地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名声和信誉。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社会主义！专政在任何社会都只是手段。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就是把手段当目的，忘记了自己的真正目标。

总而言之，现有的定义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它们都只是抓住了事物的某个侧面。

二、生产目的讨论的重大意义

与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相似，胡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还组织开展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大讨论。这次讨论从1979年9月30日《理论动态》第160期发表《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开始，10月20日，人民日报全文转发此文。胡耀邦亲自点名并指导吴振坤撰写有关文章，文章强调“生产力在历史发展中起决定作用”，对于过去一些左的口号进行了批评。例如，“农村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吗？”就是针对农村一些左的做法，进行拨乱反正。在此期间，吴振坤撰写了约25篇文章，其中“要真正弄清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一文，甚至批评了“先治坡，后治窝”、“先生产，后生活”等革命口号。胡耀邦同志对一篇介绍斯大林同志批评“为生产而生产”意见的文章作了不少批语，并称“这两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可惜没有根据我们经济战线上的同志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行充分的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针对性和战斗性。请你们根据这篇文章提出的思想精心讨论几次，写出一篇东西来。”他所提到的两位同志，就是蒋映光（《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任）和李悦（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可见当时的中央领导高度关注生产目的讨论。(以上引自网络)

胡耀邦同志已经作古。我们在感受他的民主作风和亲民情怀的同时，对他关注生产目的讨论，表示衷心的敬意。因为只有生产目的，才能真正决定企业和国家的性质。我们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搞生产不是为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准，就是背离社会主义方向。

从汉语的词义讲，什么叫主义？主义就是行动目标，就是干一切事情的精神动力和指导思想。所以可以认为：决策目标是判断企业或国家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凡决策目标是为着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的，就都是社会主义；相反，凡是决策目标是为着资本增殖的，都是资本主义。采用决策目标来检查、判断企业和国家性质，是简捷、精练和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其它方法仅仅具有补充和辅助的意义。人们承认北欧国家中存在着社会主义因素，就是因为它们比较地重视人民福利事业，照顾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把资本增殖看成唯一目标。

这就是胡耀邦同志主持生产目的讨论，所具有的重大理论意义。

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

修改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定义，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在认识实际问题上，起到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作用。

过去，我们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绝对化。思想上总是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社会兴盛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搞！例如市场经济，有些人总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搞计划经济。

中国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

主要有三个原因：其一，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是消费决定生产而不是生产决定消费。这很好理解：生产不能消费的东西叫浪费。我国从1954年干部工资制度改革以后，取消了供给制，消费就已经完全市场化了。统一发放服装、日用品的时代成为过去。而消费的市场化必然要求生产的市场化与之相适应。生产什么样的产品？生产多少？生产者并不知道，只有市场知道。所以，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规律的客观要求，决不是向西方学习，更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无关。其二，社会主义社会分配原则与生产原则相互矛盾：按劳分配却要求按需生产。我的劳动产品并不是我所需要的，是不是社会需要的我根本不知道。要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市场调节作为工具。其三。现实世界是市场化的，我国发展经济要投入国际社会，就必须使自己的生产也市场化。否则，无法与世界接轨。

社会主义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理由十分充分。所以，搞市场化改革决不是心血来潮，而是适应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

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人们常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说明了金融业的重要性。所以，一个企业，或者一个国家，把“赚钱”作为奋斗目标，或者很看重GDP的数据，都没有错。问题是千万别把手段当目的：金融业，或者GDP的增长，二者都是为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服务的。后者才是我们真正的奋斗目标。

我们批评资本主义，是因为它们把“资本”当成了“主义”，牺牲一切，都只为了资本增殖。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人们生活水平差距巨大，使已有的阶级矛盾和冲突更加尖锐化；以致量变引起质变，爆发武装革命。社会矛盾长期处于尖锐对立状态，这个社会还能使人民幸福，社会发展进步吗？当然不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要原因。

采用决策目标来划分“两个主义”，就很清楚地说明：这两个主义的确是对立的；但还有另外一方面：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资金是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社会事业的基础条件之一。钱多了并不是坏事，钱多了用错了地方才是坏事。一个企业缺乏社会进步目标，只把赚钱作为目的，它只要合法经营，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管理和领导，就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但它拿钱干坏事，如贿赂官员，欺压百姓，涉黒贩毒，违法乱纪，那就是法律制裁的问题。一个民营企业，也可以有远大的社会发展目标：如有的民营企业老板，集资治理沙漠；有的关爱老年人健康，致力于改革推进养老事业；有的关爱青少年学习，捐资办学；有的致力扶贫济困；如此等等。这样一些关爱社会、关爱民生，有远大社会治理目标的企业家，有理由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民营企业家”。在他们身上，体现出赚钱和搞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这让我们对两个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反思。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谁领导谁的问题，决不是谁消灭谁的问题。社会主义领导资本主义，这个国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相反，让资本主义领导社会主义，这个国家就是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可能包含某些社会主义因素。企业的性质同样可以这样判断。

这件事的国际意义十分重大。我们对于国际资本主义集团进行的斗争，要按照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有理、有利、有节”，决不要幻想在一个早上消灭资本主义。这个原因很简单：我们认识到两种主义的对立尽管很严重，却并不是绝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也会认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汲取社会主义国家某些长处，一些新的做法，在不动摇资本统治的前提下，对于社会进行一些改良。这种改良的结果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从而延长了资本的统治。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鞍钢宪法，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很大。“两参一改三结合”，在西方国家不可能做得很好，但它们只要做了，就一定会有收获。他们公开地引进鞍钢的一些具体做法，丝毫不怕被“赤化”，说明给一些事物简单地从政治上贴标签是不科学的。

从最终意义上讲，资本统治世界，连资本家也成为资本的奴隶，是反人类的，是物统治人的治理模式。所以，资本主义的统治必须被推翻。但是在具体工作中，社会主义革命家应当怀着解放全人类的态度，与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一道，共同做好这件事。甚至也要把全世界的资本家，都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正如马克思所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怀抱这样一种态度，我们就可以团结更多的人民和更多的国家，共同建设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

来源：《新国学月刊》2024年1月，第29-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