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国 | 红军之父朱德的精神遗产

时间：2024-03-24 10:07点击：27

‌陈建国：红军之父朱德的精神遗产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南昌 330006）

【摘要】朱德同志给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但过去对此宣传甚少。主要内容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跟随转变了的形势和各项条件而转变；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现有条件决定工作方针；阶级合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不执着于一时得失，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

【关键词】朱德精神遗产实事求是所有制让步精神

这篇文章，根据作者在2016年纪念朱德诞辰130周年时所写文章略加改编而成，目的是为老子大学《新国学月刊》问世而作。朱德总司令有丰厚的传统文化功底，而又虚心学习国外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和推崇。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仪陇一位贫苦农民家庭。他比孙中山小20岁。

朱德很早就被党中央誉为“红军之父”、“人民的光荣”。上世纪30年代中共领导武装革命所组建的中国工农红军，被外界称为“朱毛红军”。敌人方面常常以为朱、毛是一个人。在抗日战争中作为八路军总司令的朱德，跟毛主席并排挂像，这在频繁播出的抗日电视连续剧中屡屡显现。

可是，对于朱总司令的宣传和纪念活动，远远不能跟刘、周等其他中央领导相比，更无法跟“伟大领袖”毛泽东相提并论。这件事值得我们深思。

实际情况是：朱总司令给我们党、军队和国家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党史界、军史界为此也做了不少工作，但是在民众中和宣传领域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需要好好说说。

一、朱德是中国民主革命两个阶段的衔接人物

朱德出身贫寒，在母亲教育下，自幼发奋读书，既为了改变家庭面貌，更为了改变中国面貌。1909年朱德加入同盟会，12月入云南讲武堂，1911年毕业，很快就在蔡锷先生响应武昌起义时发挥指挥作用，受蔡赏识，军职不断提升。1913年12月开始讨袁，直到1916年蔡先生病故，朱已是滇军少将旅长。但他放弃高位，追求革命。

1922年赴德国留学之前，在上海法租界的寓所会见孙中山。为了对付陈炯明叛乱，孙中山跟朱德商量，给他10万银元，让朱德回云南去整顿滇军，以便消灭陈炯明。朱德首先谢谢孙先生好意，但他认为革命再不能用军阀打军阀的旧办法，“在这种一再重复的错误中已经度过了宝贵的十一年”。

他和好友孙炳文婉言谢绝孙先生的邀请，准备去德国学习革命（即学习马克思主义）。孙中山依依不舍地握着朱德的手说：“革命的前程远大，各人的志向也有大小之分，好自为之吧。”

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但党的负责人陈独秀却把朱德看成旧军队的将领，婉言拒绝了他的入党要求。1922年朱德在柏林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他学习哲学、军事学，后来又去苏联学习。朱德成了中共党内“喝洋墨水多的”少数领导人之一。

1925年3月，孙中山病逝时，朱德在柏林深情地悼念。他虽然不赞成孙先生利用军阀搞革命的办法，但对孙先生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格十分敬重。朱德精读《史记》、《三国志》，写下一百多处批语。如“从民心向背看战争胜负”、“从经济、政治条件的变化看军事实力的强弱”、“从选用人才看事业的成败”，这些主张与孙先生比较一致。

他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前一阶段的先锋人物，自觉主动地要求革命进入下一阶段，即武装工农、依靠工农，并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的新阶段。说明他对革命理论的理解和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都达到了科学而准确的高度，成为在革命的两个阶段带头转换的突出人物。这一点对于瓦解旧军队，建立新的工农革命武装起了积极作用。这是任何别的领导人都无法替代的。

正因为如此，他对于参加革命前一阶段的武装力量和领袖人物，尽最大可能争取。一时争取不过来，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只有顽固对抗者才加以消灭。他能够尊重和理解这些被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带头人物”，虚心向他们学习。这对于以后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意义重大。

红军的几次死里逃生，都跟朱德善于利用自己在旧军队中的旧关系有关。所以，曾经担任所谓“旧军队的将领”，不是朱德的不足或耻辱；恰恰相反，这是他的优势和光荣。但是，党内有些同志不承认这个道理，其认识的狭隘性在“文革”中暴露出来，例如个别人咒骂朱德元帅是“大军阀”，即是为此。但这，还不是今天的媒体不肯充分宣传朱总司令的原因。

朱德被称为“红军之父”，誉为“人民的光荣”决非过誉。

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党意识到自己独立掌握武装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周恩来等人，才利用朱德在南昌担任公安局长的有利条件，发动了南昌起义。

在起义胜利以后，把部队带到哪里去的问题上，朱德跟当时的起义领导核心有分歧。据他的警卫员回忆，朱德是主张“上山打游击”。因为他在滇军的时候就擅长用游击战术对付敌人。以后的事实更证明了这一点。

而周恩来等人极力主张把部队带到广州去，占领广州进行“第二次北伐”。这实际上是继承了周在上海连续发动三次武装起义的“城市中心论”；是想在中国复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这是周恩来同志的重大历史错误。

但朱德在当时的起义军领导核心中地位比较低，党内不是主要领导，行政上也只是“副军级”，左右不了决策层。朱德把自己能够掌握的那部分起义部队，带到安远县的山沟里，打了一次漂亮的埋伏战、游击战。歼灭和击溃了追击红军的白军，起到很好的掩护断后作用。这时从广东传来起义军主力失败的消息，主要的起义领导人逃脱并隐藏了起来。

为了挽救南昌起义仅存的革命硕果，朱德同志给部队作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动员工作，终于让部队重新振作起来，向着革命大目标奋勇前进。他把部队带到湘南，在与自己关系较好的国民党军中“潜伏”下来，联络地方党组织，依靠工农大众，发动了响应毛泽东秋收起义的湘南暴动。并在何长工等同志协助下将部队带上井冈山，实现了震惊中外的砻市“朱毛会师”。

文革后期，笔者到井冈山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当时还健在的井冈山暴动大队大队长邹文楷同志，针对文革中曾出现过的反朱恶浪，心情十分激动地对我们说：

“朱德上井冈，救了红军，救了毛泽东！”

我十分惊讶，因为当时只有毛主席才被称为红军和人民的大救星。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说：毛泽东秋收起义部队人数少，也就千把人，而且军事素养差，很多人不会放枪，更不知道利用地形地物。而朱德带上山的人，将近万人，军事技术比较成熟，多是南昌起义旧部和一部分起义湘军，以正规军为主。正是由于朱德正规军的参加，才提高了红军的军事素质，这对于战胜白军至关重要。

邹文楷的上述说法，是笔者亲耳所闻。对此，军史界可能有别的说法，我以为总不见得比当事人更可靠吧？

红军在井冈山、瑞金时期所实行的政策，按《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说法，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非社会主义。民主革命前后阶段的衔接具体体现在朱总司令身上。这既是历史的选择，又表现了朱德同志与时俱进、不断进步的性格特色。这种主动而且彻底的转变，在民主革命前一阶段的革命将领中并不多见，而且其影响力也无人能跟朱德相比。

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是：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跟随转变了的形势和各项条件而转变，不应该固步自封，更不应该顽固不化。

二、朱德是实事求是的典范

朱德的实事求是，表现得全面而且准确。首先在党内有分歧的问题上，不强人所难，照顾战友的特殊情况。决不是一定要争个你输我赢，甚至斗个你死我活。

对于三十年代朱、毛的争论，党史界颇有兴趣。但争议至今并没有明确结果。从今天看，朱坚持党政分开，党内可以自由争论，反对家长制，反对“党可以管一切”的主张都是对的。毛所主张的军队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也是对的；毛强调政治工作重要性更是对的。

问题是双方一时还找不到契合点。由于刘安恭和林彪的挑拨离间，朱、毛曾经闹得不可开交。当时中央来信对毛、朱的意见都作了充分肯定，批评了刘和林的错误。但朱为了请毛回来工作，却坦率地说：“过去的那些我收回，我们请他回来。”明显地作出让步。这种让步到底对不对？

如果按“坚持真理”的要求，朱老总似乎不应该让步；如果朱真的不让步，凭毛泽东的性格，矛盾无法解决，红军和党必然分裂，革命不可能成功。为顾全大局，朱不能不让步。建国以后的很多时候，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朱总是谦让着，顾全着毛的威望和在全党的凝聚作用。一旦中央出现两个中心，革命的损失将无法估量。

我们常常说：事在两难之中，两害取其轻是决策原则。一般同志常常不理解这种困难，以为是真理就应该胜利，应该占上风。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真理往往被埋没，无人理睬，甚至被歪曲并遭遇攻击。

朱德同志被称为“老机、老右”只是个例子。只要我们今天能客观地对待历史，设身处地理解朱老总的让步精神，对于党和国家今后的前途会有好处。朱德对于自己不赞成的观点，出于服从纪律和团结战友的需要，有时会违心地被动表态，淡化处理，这在研究党史军史当中，需要仔细分辨。

当然，朱总司令对于有些事情还是不肯让步，坚持到底。

比如反对三峡工程，对毛的“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就是不支持，坚决挡住。再有坚持“技术挂帅”，经常强调技术的作用。1950年3月，在空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朱德强调“空军能不能建设好，掌握技术是个关键。在一定意义上，技术决定一切。”（《朱德军事文选》1997年版，第717页）。

1951年10月，朱在装甲兵干部集训会议上说：“政治工作要保证技术的提高，军事任务要靠技术来完成。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把技术搞好。”（同上，第817页）在中共党内高层，还没有谁像朱德这样重视和强调技术。

技术是什么？是生产力水平的体现，只有狠抓技术进步，才是真正在贯彻唯物史观。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坚持技术挂帅，恐怕是毛和朱的根本分歧。但这种坚持不影响毛的威望，更不会动摇毛的领袖地位。所以，毛在批判“技术挂帅”时以罗瑞卿为靶子，放过了朱老总。

朱德对于张国焘的斗争，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景。

朱德相信张所率领的红军中大多数军官和士兵是拥护中央北上抗日政策的，受张国焘支配的只是少数，所以在表面上没有跟张决裂，而是利用自己在中央军委的合法身份和红军总司令的行政资历，团结依靠军队内坚持跟随中央的其他干部和士兵，跟张的分裂路线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他一个排长、一个连长地去做基层干部的工作，说服他们放弃南下分裂路线，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将张部全体红军，带回到北上抗日的正确道路上来。

我们可设想一下：张国焘所带领的红军人数多，力量大，真的到大西南搞武装割据，不仅仅是对中央红军的威胁，更是对国民政府的严重威胁。如果这样，即使有张学良、杨虎城的努力，也未必能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计！其后果将不堪设想！对于朱德同志用和平方法“战胜”张国焘分裂红军路线的功绩，应当摆在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大计上来作出衡量和评价。

建国以后，朱德同志的实事求是精神堪称全党典范。

他被称为“老机老右”的主要原因，是支持陈云同志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廖鲁言、陈正人等同志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谨慎政策。这一批被称为“小脚女人”的领导人，只是想组织合作社尽量稳妥一点，出了问题解决以后，取得经验再发展，决不是反对合作化。

中央当时计划15年完成的任务，在毛泽东一再催促下3年半就完成了。这种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需要，强行改变生产关系的做法造成严重的生产力破坏。这一事实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承认，但他出于“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的良善愿望，就对党内朱德等同志展开了猛烈批评。这样就过早地结束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刘少奇同志“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正确观点，也就遭到了彻底否定。

新民主主义的本质，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目标，即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和平竞争、共同发展。这种实事求是的社会制度，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也是毛泽东同志的重大理论贡献。但仅仅过了6年，他就亲手结束了这一切。这是毛的悲剧，更是中国的悲剧。

1949-1955这六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确实创造了奇迹。对比苏联十月革命初期的全国性混乱，甚至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都会造成长时间内乱；对比英、法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混乱和反复；中国在建国后的高度稳定，甚至在抗美援朝战争条件下，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仍能快速进步，都是新民主主义制度所创造的奇迹。

现在有些人，对那几年的“新民主主义”不以为然。

但那时候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好处十分明显：它们分别适应不同生产力水平的需要。比如，把修鞋、配锁、挑担卖零售商品的，都集中起来搞“集体化”，对消费者没有好处。而把军工、铁路、航空这样事关国家命运的事情，交给私人资本家去垄断，会给国家带来巨大危险。所以现实很需要多种所有制。这是一种互补、竞争、互助的经济体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实也得益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完全国有化固然荒唐，完全私有化也是失败政策。承认混合经济，包括不同所有制混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混合，是质的进步。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实事求是，反对好高骛远，是朱德同志的一贯立场。

《一代伟人朱德》一书中“求真务实的经济思想”一章写道：朱德说“在社会主义时期，应该允许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同时存在。”（第227页）“农业的基本问题是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个人所有制结合的问题。不与个人所有制结合，农民没有积极性。我看要退回去，退到允许个人所有制的存在是合理合法的。否则，农民总要向外跑，不安定。”

他批评商业上混淆三种所有制。

1961年1月，朱德支持农村的包产到户责任制，视察浙江时对“四包一奖”表示赞赏。并向党中央和毛泽东进行推荐（金冲之编《朱德传》第879页）。笔者1962年曾亲自到安徽调查，也听到农民对朱德支持“责任田到户”的赞扬声。

朱德从1959年2月开始，采取各种方式，对农村大办公共食堂极力批评和阻拦，先后多次写信给党中央，直到1961年5月。认为公共食堂的四大罪过是：否认个人所有制；否定商品经济；吃大锅饭；农民不满意。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吃公共食堂容易饿死人。

如果党中央及时听取朱德的劝阻，不搞公共食堂，中国困难时期会少饿死好多万人。出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他不可能把“饿死人”作为直接理由，但当时中国农村老百姓都知道，“吃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多种所有制并存，符合中国生产力水平极其复杂多样的现状，直接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这也是朱德、陈云、邓子恢、廖鲁言、陈正人等党内一批“老机、老右”和毛泽东同志的根本分歧；是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与毛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

以朱德为代表的党内一批“老机、老右”，给我们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现有条件决定工作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法。不要根据美好的愿望好高鹜远，不要死套已经过时的理论结论。陈云同志总结得非常好：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三、朱德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远见卓识

“朱德是中央领导中第一个飞到海南并最早倡议开发海南的。”（《一代伟人朱德》第252页）1956年4月，朱德说“沿海工业做母鸡，造船、渔业、盐业非在沿海发展不可。”当时蒋介石叫嚷“反攻大陆”，朱却主张建设沿海，认为蒋反攻大陆不可能，美国也不敢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认为应很好地开发海南岛。

1957年、1963年两次视察海南，提出了四点：1，海南岛地下地上资源丰富；2，农业搞多种经营，不要搞以粮食为主；3，发展水路交通，建设军港和商港；4，各部、各省区要支援海南建设。（同上，第252页）

可以想象，如果中央及时采纳了朱德的建议，中国经济和两岸关系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历史毕竟不能想象。

1955年前后，党内陈云、毛泽东、周恩来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提出了不同看法，提出了自己不同的设想，但“在众多党的高级领导人中间，朱德是比较早发现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并试图突破苏联模式的中共领导人之一。在苏共二十大揭发斯大林问题之前，朱德对中国‘一五’计划学习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暴露出来的弊端已经有所觉察。”（同上，第264页）

1965年12月30日，朱德主持全国人大常委扩大会第24次会议时说：“我们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41页）概括起来有两方面：

一是强调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苏联存在的突出问题是“国内社会关系相当紧张”，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越大，阶级斗争越尖锐。“朱德认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要搞好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同上，第265页）。明显地主张阶级合作（搞好阶级团结），这就同毛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发生了冲突。

朱德还主张与美国做生意，他说：“因为现在一切生产都是世界化的”（同上，第267页）要搞“内外交流，一个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另一个是扩大同西方贸易往来。”“发展生产力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成果体现在改善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二是发展生产力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必须走科学发展的道路。速度要适当，不忽视手工生产。相对稳定的国内外环境。”“保留一点私有制，多种所有制结构。”（同上，第276页）

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敢为“私有制”讲话，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所谓“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源于孙中山，本质上就是“阶级合作的社会主义”。但要在“毛主席领导下”去实现，那就难上加难了。

朱德同志这些违背“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主张，在今天看来非常合理。这已经是改革开放的主要方针和具体内容。朱德不仅早就主张开发建设海南，更提出沿海发展的战略目标。

但毛泽东同志不同意，认为要准备打战，所以把沿海工业都搬到山沟里，大搞“三线建设”。那些交通闭塞的军工企业，职工的粮食和副食品供应十分困难，造成很大浪费。但毛的出发点很好，是准备打仗、打核战争。

朱德却明确认为老蒋不可能反攻大陆，第三次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所以，毛就给朱德扣上一顶“右倾”的大帽子。说你是总司令还这么右倾。朱德被从“第二”的位置上移到“第四”：原来的“毛朱刘周陈林邓”变成了“毛刘周朱陈林邓”，而且还没有实权，只是保留历史地位。

朱德委员长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是：阶级团结、阶级合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

四、全面、准确地宣传朱总司令

时至今日，很多人并不知道朱德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具有远见卓识，只把他当成军事家。更有甚者，还把朱德同志当成“老好人”“谁都不得罪”。这就完全违背了历史事实。如果把朱德看成建国后“阶级团结派”的领头人，看成孙中山先生的真正继承人，那么他得罪了所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领导人；包括那些并非真心，而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紧跟伟大领袖”的人在内。

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标志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据凤凰网披露，当时刘少奇领导中央政治局在北京“批朱德”，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实在令人震惊。

毛泽东当时撂下一句话，这次运动是整哪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管他“地位多高，资格多老”——这些指示传达到每位“革命群众”。刘少奇为什么选老朱作为批判对象呢？现在看来，很好理解：哪就是30年代的朱毛争论，加上前面说的为私有制讲好话、主张阶级团结、反对备战、……刘少奇等人选择批判朱德来贯彻“五一六通知”，按当时的逻辑说，完全合理。

但是，当批判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毛主席从南方视察回来了。他参加会议时突然问了一句：“你们说朱德是黑司令，那我不就成了黑政委了吗？”他利用谁都知道的朱毛长期合作干革命的历史事实，一下子就为朱德解了围。于是反朱恶浪偃旗息鼓。

消息飞快地在造反派内部悄悄地传，但有个叫“人大三红”的红卫兵组织，居然没有得到内部消息。他们仍然不识时务地满大街贴“打倒大军阀朱德”的标语。闹得太不像话了，周恩来就去给红卫兵做工作：“你们写的大标语，怎么跟内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写的一模一样？”这纲上得够高！于是，“人大三红”也不敢玩了。

以上事实都是在文革期间红卫兵小报上所见。除了满大街反朱标语之外，其它都不是笔者亲历，也不见后来有人反驳。文革结束时，审判江青一伙时有个细节：江青编造了一个“中华革命党”的反对党故事。说这个组织要推翻中共领导权，那么它的总书记是谁呢？又是朱德！

为什么在十年“史无前例”的运动中，开头和结尾都要欺侮一下朱老总呢？仅仅因为朱老总老实厚道，不拉帮结伙吗？这是值得党中央和全体党员、广大人民群众深思的问题。1966年冬，陈毅回顾运动初期的反朱说：“我们这么大个党，对不起一位80岁的老头。”50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段历史呢？难道还要永远遗憾下去吗？

朱德同志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品格。中国人民和党的忠厚善良、和谐为本、以柔克刚，千万不能被误解为“好欺侮”。不执着于一时得失，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决策目标，是朱德同志留给我们的又一宝贵精神遗产。

结束语

红军之父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应包括以下四条：

一、我们的思想和行为，必须跟随转变了的形势和各项条件而转变，不应该固步自封，更不应该顽固不化。

二、实事求是地根据自己现有条件决定工作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方法。

三、阶级团结、阶级合作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

四、不执着于一时得失，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最大化为决策目标.

建议：今后要加强对于朱老总的宣传，用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我想，老子大学《新国学月刊》兴办过程中，应该参考和学习一下朱老总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既不失根本，又不至固步自封。

【参考文献】

1.《朱德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

2.《一代伟人朱德》侯书栋等编著，人民出版社2011年1月

3.金冲之编《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