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会犯错误

陈建国（江西省社科院）

毛泽东同志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最主要领导人，在为人民建立伟大功勋的同时，也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犯这些错误的主观和客观原因都是些什么？只有分析清楚这些原因，才能真正接受教训，建设好党内民主。

关键词：错误；客观原因；主观原因；传统文化；民主；政治；

1981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中说：

（22）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单行本第28页）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同上第39页）说明党中央正式做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的判断。但是，出于文本的性质和当时的政治环境，《决议》虽然也说到了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原因，却无法深入探讨、详细分析。因此，对后来者的警示作用也大打折扣。甚至在四十年以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不得不重申：“然而，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仍然有不少人公然无视中央两次《决议》，不承认毛主席犯了错误。所以，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他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

作者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遇事先找客观原因”（《高科技与产业化》2008年7月号）。由于毛泽东同志犯错误是出于公心，起主要作用的是客观原因，我们就有必要先弄清楚他老人家犯错误的客观原因。

一

首先把问题摆在中国的历史文化环境里进行分析。中国从周朝开始进入封建社会，到1911年清朝灭亡，历经三千多年。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诸子百家形成于封建社会初期，发展巩固于中后期，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各种思想意识不可能跟随王朝更替和清朝灭亡而消失。它会长期地伴随我们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很可能形成社会进步的阻力，或者歪曲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传统文化中也有不少正确的东西，如果被全盘否定，破坏作用同样非常严重。一般群众缺乏这样的分辨能力，动不动就要求“完全彻底”革命，反对“中庸”。这是因为过去人们吃过革命“不彻底”（例如：国民党所领导的“革命”）的亏。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一批革命群众的代表，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小生产还会每日每时地大批地产生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因而形成一系列左倾的城乡经济政策和城乡阶级斗争政策；认为党内的思想分歧都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因而形成频繁激烈的党内斗争，等等，”（同上第32页）《决议》清楚地阐明了左倾思潮的这一来源。

马克思主义是讲辩证法的。“文革”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要求同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这就违背了辩证法。

传统观念中的忠君思想，“圣旨即真理”的错误观念，更在毛泽东同志左倾错误的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决议》提到了毛泽东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的“骄傲自满情绪”（第19页），这是在寻找主观原因。我们要问：为什么主张发展农业合作化要稳妥一些的朱德、陈云、廖鲁言等同志被说成是“小脚女人”、“老机老右”，而不能广泛宣传他们自己的正确主张呢？不是这些人没有一定的职权，而是全党同志都把毛主席看成“事实上权力至高无上”，他说的话就是真理。如果不是“文革”把事情发展到了极端，谁敢公然指出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呢？即使当时真的有人指出，广大人民群众也不会接受。因为早在林彪鼓吹“天才论”之前，绝大多数中国人，就已经把毛主席看成了“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红太阳还会犯错误吗？《决议》说：“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这就提供了一个条件…”（第33页）所谓条件，就是指客观原因。有人不承认秦以后的中国是封建社会，理由是秦始皇实行中央集权制，不再分封就不算封建社会。其实分封制和郡县制不过是封建社会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已，在社会制度和政治理念上并没有本质不同。

电影《南征北战》原版放映时，我听得清清楚楚，战士们在打胜仗以后的欢呼声是“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后来公映时，“朱总司令万岁！”就变成了一阵模糊的欢呼声。是朱老总自己要求取消还是有别的原因，我不得而知。但老电影画面上有朱、毛二位并排挂像，则是尽人皆见的事实。那么“喊万岁”之事有什么讲究呢？这需要从历史角度进行分析。

中国人都知道：“万岁爷”是“皇帝”的别称。但是苏联电影中欢呼革命领袖的场面，使我们觉得：喊“万岁”只是一种革命者表达激情的方式，不是欢呼皇帝的仪式。为了避免误会，群众还喊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等等。毛泽东同志甚至带头高呼：“人民万岁！”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避免恢复封建主义。

果真如此吗？我们的很多同志，甚至党内高层，在过去很长时间内，一直遵循这样一种逻辑：不同意毛的意见就是“反毛”，“反毛”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阶级敌人。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9年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等同志，一直到1966年发动“文革”，不都是遵循这样的逻辑吗？朱德在上世纪50年代就主张在沿海搞建设，开发建设海南岛，跟欧、美、日做生意，反对把工厂办在交通不便，后勤困难的山沟沟里（即所谓“三线”），说世界大战几十年内打不起来，结果就被批判为“右倾”。以致“文革”初刘少奇、周恩来等人，还误以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要整一整朱德，结果闹了天大的“乌龙”。还是周恩来转变得快，马上严厉批评中国人民大学红卫兵造反派组织（人大“三红”）反朱德，说他们写的大字标语，怎么跟内战时白狗子写的一模一样？这样，全国反朱歪风才被刹住。

战争年代，我们实行政委、司令员“双首长制”，朱、毛是“亲密战友”。建国以后，情况发生根本变化。为了避免浪费粮食，朱德在1959年初就提出取消农村公共食堂的意见，十几次提出，一直拖到1961年5月，才被中央采纳。这种粮食浪费，是造成三年困难时期在主观方面的原因。如果这是毛主席自己提出的意见呢？会这样被长期搁置吗？当然不会！把毛的话当成“最高指示”，立即遵照执行，在“文革”中达到高潮，但在“文革”之前就已经如此。全党不尊重朱德同志的正确意见，实际上是“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封建思想对党的影响。

二

除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影响，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是客观原因。

苏中关系的复杂性在于：苏中两国革命成功的道路有其共性更有其差异性，而我党对苏联的认识也存在片面性。

“十月革命”前的沙俄，被我们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可是“二月革命”发生在1905年！也就是说，临时政府所领导的俄国，仅干了12年的资本主义！至于苏联其它加盟共和国，它们在革命前的老底子，是比中国封建制度还落后得多的农奴制度。但是，新生的苏联能在短短二十八年时间，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主力，攻克柏林，消灭日本关东军。更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帮助我们，支援我国156项现代化工程建设。这该是多么令人敬佩和感恩的事情啊！所以建国初期，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学习苏联！”、“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是那样深入人心。承认苏联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成了建国初“政治正确”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成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

但是，随着1953年斯大林去世，中苏蜜月期逐渐地结束了。

赫鲁晓夫1953年9月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至1964年10月11日下台，这11年间，苏中关系相当复杂而紧张。赫鲁晓夫1954年9月和1958年7月两次访问中国，说明他重视苏中关系。但苏中关系直到苏联解体也没有好转！

赫鲁晓夫在1956年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中发表“秘密报告”，

对斯大林展开全面批评。这一报告的内容迅速传播到全世界，引起苏联的朋友们多方面的混乱和恐慌。随后在东欧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巨大骚乱。

斯大林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我们当时对问题的想象。对苏联来说，斯大林功劳巨大，错误严重，有些做法就是犯罪。斯大林（1878.12.18—1953.3.5）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29年）的领导人。1924年列宁去世以后，斯大林就是苏联的最高领袖，是他领导苏联的党、军队和人民，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机械化，使苏联成为世界强国。工业发展水平和军事实力得到巨大提高。但是，他取得成就的手段和采取的政策，也引起了苏联各界的强烈反对和抨击。他有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树立个人崇拜，将科学技术问题政治化，排斥、打击异己。他引发了乌克兰和哈萨克的大饥荒。他发动的大清洗运动，据统计，1930至1953年期间，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受镇压者有3778234人，其中枪决者786038人。（百度搜索）

用我们现在的观点看，这里肯定有不少人是左倾政策的牺牲品。但是，我们当时把苏联看成自己学习的榜样。这种情况，对中国党及其领导集体自然要产生左的思想影响。

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触动了中共党内高层的神经。但是，把他说成是修正主义者，还有一个发展过程。

赫鲁晓夫开始批评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时，中国党内实际上是赞成的。因为斯大林对于兄弟党的同志确实有居高临下，不能平等对待的情况。但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我们根本无法接受。这渐渐地就有了将赫鲁晓夫看作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想法。

赫鲁晓夫接班以后，积极推行农业改革，改善民生。为“大清洗”受冤者平反，恢复名誉。这些都深得人心。但后来赫鲁晓夫提出的“三和一少”国际政治方针，引起中共党内领导集体甚至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所谓“三和一少”，是我们对赫鲁晓夫“改革”的概括。苏联的改革，其实跟我们在“文革”结束以后实行的“韜光养䀲”有类似之处，就是隐藏对敌斗争锋芒。但是做过了头，就有了讨好、委曲求全之嫌。中国人当时认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多么英勇无畏呀！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头者，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指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和各国反动派讲“和”，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革命的援助讲“少”，这实际上就是“三降一灭”：投降帝、修、反，扑灭世界人民的革命烈火。

在实际执行中，赫鲁晓夫常常会偏离自己“和”的方针：他虽然多次访问美国，却领导苏联跟美国对峙，甚至在古巴设置导弹对准美国；被美国知道以后，引发1962年的巨大政治危机，差一点爆发战争。这种两面派行为，更引起中国党内高层对他的反感，说他是冒险主义加投降主义。随着中苏关系渐渐恶化，苏联撤走了援助中国的专家，取消了过去答应给中国的援助，并且向中国索要抗美援朝战争中欠苏联的钱。

面对这样的苏联，中国共产党无法忍受，终于奋起反抗。中国革命曾经的“以俄为师”彻底结束。现在是把“苏修”当成反面教员，对6亿人民进行继续革命、反修防修教育的时候了。于是，著名的《九评》开始了。

1956年苏共20大，中苏分歧公开化。1963年6月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反击中共所提出的建议。这就迫使中共不得不进行反驳，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和《红旗》连续发表9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人称《九评》。这些文章是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撰写的，苏联也进行了反击，造成社会主义阵营的彻底破裂。这对于强化毛泽东同志“反修防修”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是极其强大的推动力。

起初，中共同意苏共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随着论战升级，中共对“三和”全盘否定。而苏共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从一开始就遭到中共强烈反对。这“三和两全”被称为修正主义纲领。国内学者对“三和两全”和“三和一少”的具体看法，至今仍然存在分歧，但总的趋势是承认：“中苏对立，双方都有错”。

在这种情况下，让没有见到后来苏联解体的毛泽东如何应对？对苏关系“以左反变”实在是无法避免！即使中共换别人来领导，也未必能处理得更好。

我们对苏联的误解，放在主观原因中进行分析。

接替赫鲁晓夫以后的苏联领导，对中共偏见更深，霸道更甚。毛泽东对当时苏联的评价是“社会帝国主义”。1969年3月发生的苏联军队入侵珍宝岛事件，更让双方矛盾达到“诉诸武力”的程度，所以人们说：苏联不垮，天理难容。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解散苏联，除掉了世界两霸之一，减轻了中国北方的敌对压力，——当然，这跟毛泽东同志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但是从逻辑上说，如果承认毛泽东同志对当时苏联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就应该向戈氏鼓掌才对。

美国从二战结束以后就是世界霸主，苏联在与其争霸中基本上处于劣势。

朝鲜战争按中国当时极其落后的武器装备和军火工业来说，能打到在三八线实现停火，已经是很了不起的胜利了。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事实是：国民党特务获取的我军情报，帮助“联合国军”脱困，起了关键作用。不然的话，美国军队会失败得更惨！

这种情况毛泽东当然心中有数，不过对此保密而已。将美、苏对比起来看，“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曾经属于同一阵营的苏联，可以看成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叛徒。还有一点：中苏接壤边界特别长，一旦苏军入侵中国，后果不堪设想。所以，毛泽东同志更重视对“反修防修”的布局。

当次要敌人、主要敌人之间势不两立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缓和自己与次要敌人的矛盾，尽可能利用两个敌人之间的矛盾。这是毛泽东同志，更是我党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形成的有效策略。我们批判“苏修”跟“美帝”缓和关系还不到六年，即在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就来中国访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欢迎，并发表中美建交的上海联合公报。表面上借助展开“乒乓外交”，实际上这是中美双方长期秘密谈判的结果。

当然，美国也是在充分利用中苏矛盾，先放下中国这个次要敌人，集中对付苏联。当谋略很有效，而讲道理常常没用的时候，谁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

在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策略正确是成功的前提。策略也包含有真理，但它跟“基本原理”有本质区别，只适用于具体问题，不能成为长期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两者的区别，以为成功者就是掌握了真理，以胜败论英雄，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成“实用主义”。按这样的思维方式对待历史，不可能不犯错误。

三

中国革命历史，成为促使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另一客观原因。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最重要的领导者，所以这也构成他犯错误的主观原因。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成功的功勋卓著，成为他能够犯错误的“资本”。换言之，别人想犯他那样的错误也没有条件，不够资格。

1921年中共建党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是湖南方面党的前期组织代表，虽然不及北京（李大釗）、上海（陳独秀）的代表那样显要，却也代表一个地方。在中国，谁不重视农民革命，谁就不可能领导革命走向成功。这是因为当时中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要成员的、落后的农业大国。最初，我党所有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暴动都失败了。南昌起义开始虽然不错，本质上也是失败的。只是后来朱德同志率领南昌起义剩下的八百多人，转战湖南，发动湘南暴动，革命军队才扩充到近万人，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成为坚守井冈山的红军主力部队。出席党的“一大”的十三名代表中，只有毛泽东同志领导了中国以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武装斗争。

毛泽东同志领导并坚持的井冈山斗争，更是同朱德同志一道，为全国的革命根据地树立了榜样。长征、延安根据地建设、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战争和以后的解放战争，建国初的抗美援朝战争，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只有听毛主席的话，中国革命才能一步一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毛泽东同志被“神化”，不能怪刘少奇在延安的所谓“吹捧”，也不能怪林彪提出“四个伟大”，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过多地宣传个人”。这更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注定会承认并赞成这种种“神化”毛泽东的做法。“文革”中百万红卫兵欢呼“毛主席万岁！”完全是出于真心。形式的东西只是表象，思想深处的东西才是本质，至今我国还有不少人把“是否听毛主席的话”作为辨别是非的标准。

应当指出：毛泽东同志对此是有所忧虑的。他清楚地说过：人都会犯错误，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不犯错误：一是没有出生的人，二是已经死去的人。所以我们说：不承认毛主席会犯错误的人，是把毛主席不当人看！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真正热爱并尊敬毛泽东同志的人，应当拒绝神化领袖，跟历史唯心主义划清界限；客观公正地对待历史，对待毛泽东同志本人，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四

当毛泽东被“神化”以后，一旦他自己对此缺乏自觉，就很容易犯错误，但还不一定犯错误。事实上，毛泽东同志对此有所警惕。例如，对待林彪“大树特树”，他就说“名曰树我，不知树何人”，怀疑吹捧自己的人“别有用心”。

毛泽东同志犯错误，还有真正属于他自己的“主观原因”。但说出这些原因，决不是要追究个人责任。恰恰相反，当我们了解了这一切以后，就会觉得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反而会对历史上党和领袖的种种失误表示理解，不致过于苛求。

决定1958年全国年产1070万吨钢是根据什么？根据1957年全国产钢535万吨，要“翻一番”，乘以2就得出钢产量指标。炼这么多钢，生铁从哪里来？铁矿石、焦炭够不够？不同种类的钢有不同用途，炼出来的钢都干什么用？这些都不知道！怎么能这样确定生产钢的指标呢？这简直就是儿戏！有点工业常识，就不会犯此类错误。这件事十分荒唐！搞得“小高炉”遍地开花，社员把自己家里的铁锅砸烂丢到小高炉里去炼。毛主席既然英明伟大，为什么不出来制止呢？

毛泽东的第一个主观缺陷，是他深厚的文科知识和贫乏的理科知识，形成尖锐对照，造成他在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他不喜欢数学，对物理化学不了解。用写文章和动员干革命的方式，对待工业生产及其他经济建设。对“缺乏理科知识”这一点，毛泽东同志自己知道不知道呢？我以为他是知道的。他对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等人特别尊重，就反映了这一点。但是，文科、理科思维方式不同，各有长处和短处，这就使他很难阻止自己在细节上犯错误。他是从湖南农村出来的，对农业比较熟悉。在“除四害”过程中，有人向他反映：麻雀虽然吃粮食，也要吃很多害虫呢。他立刻接受意见，给麻雀“平反”，将其从“四害”名单中删除。但在“1070”问题上，很难有这种可能。这种思维方式的片面性是不自觉的，当事人自己往往并不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可以把这看成是“客观原因”。

用写文章的思维来对待实际工作，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其好处就是：摆脱细节，从大局着眼，看得更长远些，更全面些。但由此带来的害处更大：热情有余而细节并不清楚。对于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片面性，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当事者虚心向使用科学思维方式的同志们请教、学习，或者干脆把决策权交给他们。

毛泽东同志还有另一方面的不足：对国外实际情况了解不够。在众多中央领导人中，他是出国比较少，学习外语比较少的。而周恩来、朱德等都在国外学习过较长时间。他对苏联了解不够深入，这给自己的认识带来很大片面性。

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工业高速发展依靠的是什么？有人说：这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果真如此吗？既然社会制度优越，为什么出了一个“叛徒”，就能把社会主义制度给埋葬了呢？这说不通啊！苏联解体是制度缺陷本身造成的，决不能归结为某个人。否则，历史唯心主义就又被复活了。

苏联高速发展另有原因。

应当指出：苏联在1957年11月4号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1961年苏联公民加加林乘坐宇宙飞船上了太空，这些都比美国要早。这个时期的苏联正是赫鲁晓夫当政，我们把赫鲁晓夫当时对苏联的领导，说成是在搞修正主义，能说在修正主义领导下取得这么重大的成就吗？

我跟苏联专家接触不多，但长辈跟专家有很深入地交谈。苏联当时在工厂实行“总工程师责任制”：在工厂的重大技术决策方面，厂长、党委书记都要听从总工程师指挥。甚至书记称不称职，上级党委都要尊重工厂老总的意见。在农场实行总农艺师责任制，场长、书记都要听从总农艺师对作物种植的安排。苏联电影《驯火记》，很清楚地反映了苏联实行“专家负责制”的具体情况，也就是中国人当时所批判的“技术挂帅”。说什么“技术挂帅是反对政治挂帅，是搞修正主义”，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要搞资产阶级专政”，这些极其错误的说法，都是极左思潮的基本观念。主张“外行领导内行”，就是反对专家治理。其实技术没有阶级性，只有正误高低之分。把李森科的“米丘林学说”说成“无产阶级科学”，把摩尔根的“基因学说”说成“资产阶级学说”，毫无道理。

在知识分子队伍中，大力批判“白专道路”，要求“政治挂帅”。用突出政治，来取消技术负责人对于技术工作的领导权，这时候就要求坚决同“苏修”划清界限啦！

然而，在学校里的“教授治校”和在工厂里的“专家治厂”，恰恰是苏联“卫星上天”的基本经验。可是，因为后来发生了“红旗落地”，这些经验就被我们“彻底否定”了！当年朱总司令要求技术强军，罗总参谋长就开展全军大比武，结果竟然被说成是“用技术挂帅反对突出政治”。邓小平后来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他也没有敢公开给“技术挂帅”平反。

在1957年，说这些话是要被打成“右派”的！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右派”，就是因为反对“政治挂帅”和“外行领导内行”而被打成的。

认真讨论起来，尊重“政治”对于社会生活的领导权并没有错！但是用政治来压制科学技术的发展，取消科学技术对于生产的指导地位，就犯严重错误了。

犯这样的错误，当然跟毛泽东同志的知识结构偏重文史哲，轻视数理化有直接关系。

五

讨论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客观和主观原因，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人讲，失败是成功之母，错误是正确的先导。但要达到这样的效果，有两个前提：一是深刻分析犯错误的原因，二是针对性地坚决改正。如果做不到这两条，犯过的错误就会成为压迫我们，阻挡我们前进的思想包袱。

毛主席会犯错误，难道马克思和列宁就不会犯错误吗？如果谁真这样想，马、列就又被神化了。此外，还必须承认：真理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没有条件限制的真理，无非是一些抽象的逻辑论断，不是具体真理，抽象也就成了它们成立的条件。

讨论领袖犯错误的原因，至少让我们懂得：一定要正确对待历史，对领袖既不能神化，更不能妖魔化。他们只是职位更高的领导干部而已，和其他领导干部没有本质不同。

这有利于破除迷信，丢掉历史包袱，推动理论创新。比如列宁把阶级斗争学说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党又公开宣布：“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难道“纲”不就是指导思想吗？是列宁错了，还是我们放弃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二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其实，列宁的说法只适用于革命者夺取政权以前，不适用于革命者掌握全国政权以后！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才是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普遍真理。

懂得客观地要求领袖人物，就会冷静对待现实，不会产生偏激情绪。我们仍然无限热爱自己的领袖，承认他们的伟大历史功勋。有人说他犯的是伟大的错误，我同意这种认识。出了什么事都埋怨领袖和一切都依赖领袖，是忘记了自己作为革命者应该有的胸怀和责任。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实际上无法避免，要求存在“十项全能”的智者，即精通“文、史、哲、数、理、化、天、地、生、商”的人，那你不如去找“上帝”好了!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强化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当年正是因为实行党内民主制度，才让共产国际所推荐的王明、博古等人相继离开了中共中央领导岗位，由革命过程篩选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样的优秀领导人。

民主的关键在中央，在政治局。只有上层民主制度搞好了，才能给下面和基层提供榜样。才能一步一步地让党内的民主，从制度、作风到理论都坚强起来。今天，贪污腐败分子比较多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党内民主。如果党内民主搞好了，政府的民主搞好了，我国就不会有那么多贪污腐败份子了！我国也才能无愧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光荣称号。

六

从毛泽东同志犯错误的历史教训中总结出来的迫切要求，是加强建设中国式民主。不解决民主问题，谁当中央领导也免不了犯错误，甚至是“颠覆性错误”。中国式民主，应是有别于西方的真正的人民民主。而西式民主，已经从它初创时期的反封建利器，变成了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争权夺利的工具。它的变质是一个渐变过程，它对于建设今天的社会主义民主，也许存在某些参考价值，但更应该考虑如何避免中国式民主被西化的问题。

中国是有民主经验的。中国式民主，源于国内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经验。当时，党中央领导班子坚决实行“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决策制度，不允许把最高权力交给个人，哪怕这个人是“天才”也不行！具体内容是多方面的：如士兵委员会对部队首长的监督，定期或不定期的民主生活会；特别是政委、司令员双首长制，是直接取消了封建主义的“国无二君”——因为有需要平等对待，甚至更受尊重的对方存在，他们俩谁也不会认为自己拥有最高权力。消灭了所谓“一把手”概念，中国式民主才能从历史回到现实中来。

民主建设又是一个复杂而全面的系统工程，不可能一步到位。这需要分两个方面进行讨论：政治观念的与时俱进、政治制度的彻底更新。出于本文主题和性质，以上两个问题只能点到为止。

政治观念的根本变革：

列宁说政治就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合作是不是政治？动员民众呢？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在平时，政治的内涵都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决不是只有阶级斗争。可见，列宁的上述认识是片面的，本质上是用个别代替一般。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政治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生产关系在本质上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形象地说：牛拉犁需要封建社会，拖拉机才需要资本主义农场。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代表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所以，“文革”中批判“唯生产力论”，就是批判马克思主义。

具体说，孙中山先生认为“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即把社会管理看成政治，这才是正确的政治观。

传统的政治观念是“政权政治”。一切政治活动围绕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展开。“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政权政治的产物。你不斗争，敌人会将政权拱手相让吗？你不掌握政权，又如何去“管理众人”呢？可见这与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观念不矛盾。

我党提出科学发展观，表明政治进入“发展观政治”台阶。社会按照什么思路来发展，这才是政治问题。发展观政治是政治观念的第二个台阶。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对经济不能不占首位，在这个前提下还是正确的。

现代生态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使我们认识到：发展如果给地球生态造成破坏，这种发展对全人类长远利益有害。所以生态问题是全人类最高的政治问题，政治观念的第三个台阶，是生态政治。全球管理是更大的社会管理。但在帝国主义被消灭以前，生态政治只能是国内的，和一部分友好国家内部的政治，不可能真正全球化。

政治制度的彻底更新：

我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局部还停留在政权政治台阶，连发展观政治都很难落实。要想让生态政治成为我国各行各业的指导思想，必须对现有政治制度进行彻底更新。

生态平衡是一种全新的政治观念，它实际上是要求用生态学观点改造现有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在本质上，是如何运用系统理论的问题：生态是本质，系统思维是方法。

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兴起“系统热”，热闹有余，落实不足。根本原因是对系统理论的本质缺乏正确认识。以为它仅仅是企业管理理论和科技发展理论，不懂得系统理论跟生态理论有着内在的血肉联系。

系统理论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例如：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上没有绝对孤立的事物。系统理论就告诉我们事物是怎么联系的：它们构成系统，即“万物皆系统”。人类社会就是一个大系统，社会上各个阶级是构成人类大系统的子系统，它们的相互关系就是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犯的最大错误，是让事业单位失去了“事业心”。文化理论工作搞“几个不准讲”，束缚人的思想；医院要钱又要命；教育靠补课，用升学率作为考核指标。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破坏了国家软实力。现在的贪污腐败问题严重，只是社会生态弊端丛生的外在表现，本质上是“官本位”带来的严重祸患。

社会生态建设，比一般生态建设更为迫切，更为紧要。如果我国社会生态不能向好的方向发展，谁还能真正关心江、河、湖、海和山林、沙漠的生态问题呢？落实生态政治，必须落实到将系统理论运用于社会管理。企业是小社会，社会是大企业。系统理论既然要用于企事业单位管理，就必须用于国家管理、社会管理，包括省、地、市、县、乡、村的各级行政管理。在社会管理上全面落实系统理论，是生态政治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为此努力奋斗数百年!

作者地址：南昌市洪都北大道649号省社会科学院1栋2单元401

联系方式：电话13177830392

电子信箱：chen19400916@126.com

来源：《毛泽东人民大学》2024年3月26日，网站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