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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重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南昌 330006）

摘要：理论自信是对理论创新的自信。社会主义的判别标准、哲学基础、经济政治理论都需要重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同时也产生相应的负面影响，必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治文化措施。

关键词：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哲学；政治；文化

从19世纪中叶算起，社会主义理论正式提出已经有170多年了。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算起，其实际存在也有百年。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中国转向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所谓“前三十年”、“后四十年”截然不同，让我们意识到：从前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许多脱离实际的严重问题。历史的错误同样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忘记文革教训，真正的意义正在于此。党中央号召“理论自信”，“自信”的真实含义决不是说：以前的理论样样都好，只要坚持下去就行；而应该理解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能力、有信心搞好理论创新，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情况，创造出完整、科学的社会主义新理论。能保证决不走老路、邪路，走上新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而如果只是对传统理论自信，不是对理论创新的自信，就永远摆脱不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不可能在理论上翻身。承认了这个道理，能不能重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可以看作是有无理论自信的重要标志。

一、社会主义的标准必须更新

什么是社会主义？前中共某领导人说他也没有搞清楚。这种说法不是缺乏理论自信，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领导人，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这种事可笑吗？一点也不可笑，可敬，因为他敢说真话。

托马斯·莫尔发表的《乌托邦》，现在被认为是空想的代名词。早年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马布利、写出《太阳国》的康帕内拉、平等派的巴贝夫等，代表反对剥削制度的这些革命者，头脑里幻想出来没有人剥削人，人人自由平等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的后来人，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利叶、欧文只是认为：共产主义理想太伟大，也太渺茫，在它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必然有一个很长时期的过渡社会。他们把这种过渡中的社会叫做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究竟需要多久，有些什么特点等，都缺乏丰富的想象。本来也是这样：实践活动常常在理论之先，事情在完成之前总是充满想象；而在它完成以后，再过一段时间，经过冷静的分析、思考、总结，才能说清楚它到底是怎么回事。社会主义百年历史，还不足以让我们对它有全面准确的认识。在前苏联解体之前几十年总结出来的“社会主义的几条标准”，更加脱离实际。历史已经宣告它完全失去指导意义。

第一条，党的领导。苏联在苏共领导之下，通过最高苏维埃宣布解体，退出社会主义。现在的俄罗斯共产党自觉地成为“在野党”。东欧剧变，都是在所谓“共产党”还没有丢掉政权的前提下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共产党是否执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共产党是否变质。一旦党变了质，就没有了“社会主义”，即使执政也无用。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由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变成了为少数权贵集团谋私利的党，这个国家的性质就变了。

第二条，生产资料公有制。按照唯物史观的基本常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是总量）决定生产关系，这种“水平”的表现主要是生产中所包含的科技含量和相关文化。事实也是如此，牛拉犁对应的只能是互助组，搞高级社就属于“好高骛远”，更何论“人民公社”！中国的现实生产力水平极其复杂多样，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承认“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合理性。所以“全盘私有”固然荒唐，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也是错误的。

第三条，计划经济体制。既然承认混合所有制，就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因为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间不能搞“统一调配”，只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的现实冲破了计划经济的教条，而且实行市场经济制度还有更深层的原因，下文再具体分析。

第四条，人民民主专政，或者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目前在网络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林彪主张政权决定论，不是民心决定论，而且他还明确地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争论的一方认为：只有专政才能镇压敌对分子的反抗，保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固。可是遍观人类历史，靠镇压反对者才能确立的政治制度，决不是什么好制度；因为它违背民心，违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林彪的观点是彻底的唯心史观，复辟林彪的“理论”是大倒退。反对林彪理论的观点有很多种，这里不作评述，只是说明这个标准不成立。我们的观点是：只有人民当家作主，才是社会主义；凡是把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社会管理和发展无权过问，就绝对不是社会主义。

第五条，按劳分配原则。旧标准也没有把按劳分配绝对化，但它的意义跟今天不同。今天我们已经承认“按资分配”的合理性、合法性。实际上是多种分配形式并存，只是按劳分配居主导地位。

第六条，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条标准不是需要修改，而是需要说明：我们在实际上做得很不够。而且往往与第四条混淆起来，以为“对敌人的专政，就是对人民的民主”。这种理由根本不成立。历史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滥用专政权力的那些人，就是打着“保护人民民主”的旗号，打击迫害无辜受害者，甚至是自己昔日的“亲密战友”。

以往的这些标准多数已经不能成立，而且标准的条目太多，在实践中难以把握。没有一条根本的标准，我们在判断实际事物的是非当中就会丢掉科学准绳。例如，我们把政府办公大楼建得富丽堂皇，其理由竟然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威性、自豪感。却一点也不为挥霍人民的血汗钱而痛心和感到羞耻。再如，举办历史纪念活动，居然要收取哪些为历史做出贡献而应该受到表彰的人士的大笔费用，即政治活动的商业化操作——你还能说是为了弘扬社会主义精神吗？种种自相矛盾和不堪，原因很多，正确的社会主义标准缺失，是重要原因之一。

新标准需要理论界的讨论、酝酿，更需要党中央的果断决策，不可能在一个早上制定出来。但提出问题总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笔者主张据“主义”一词的意义，对社会制度下定义：一切重大决策都以社会进步为目标，把人民的福祉摆在首位就是社会主义。一切决策以资本增值为目标，把资本的利益摆在首位就是资本主义。决策成效以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来衡量。

新标准还必须体现社会的过渡性质。按世界是过程集合体的观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必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绝对纯”；在所有制和分配原则上的表现，仅仅是事实说明。今天的现实是：凡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举措，往往市场前景也看好，投资者也常常有利可图。两种主义在现实社会中是混合的，不是单纯的。只要我们的最终目的是社会主义性质，当两个原则发生冲突时，让资本利益为社会进步的需要让步，我们的工作就符合社会主义原则。

新标准必须包括社会主义民主。这就需要对民主的概念、在互联网时代如何体现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取得相对共识，为决策提供理论和民意依据。

二、斗争哲学必须彻底“下岗”

2016年是“文革”发动50年和结束40年，《人民日报》再次刊文重申中央否定文革的基本意见。然而正如前总理温家宝所担心的，广大人民群众仍然担心文革灾难重演。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斗争哲学”还没有真正“下岗”，某些占有话语权的人还在极力鼓噪“斗争哲学”，鼓吹对持反对意见者实行“专政”。

党中央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实行“科学发展观”，针对性很明显。“和谐社会”就是反对“斗争哲学”；科学发展观就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基础上的绿色发展理念，反对“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这要是在“史无前例”的时代，提出者一定会被打成“三反分子”。

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适用于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条件。斗争哲学只是在阶级斗争极其尖锐的特殊时期有效，在和平建设时期就已经失效。继续接受斗争哲学的结果，我国的社会生活全面走向极左，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知识分子被整怕了，工农大众就真的不怕吗？在“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气氛笼罩下，工农大众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正是接受历史的惨痛教训，中央才适时地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然而斗争哲学至今不愿“下岗”，不能自觉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又提出了需要某种“斗争”的问题。

事实表明：斗争哲学在整体上错误。就人类历史的长河来看，斗争只是瞬间、局部、个性，合作才是长期、全局、共性。但是，正如互补原理所阐明的：斗争与合作是一对矛盾，它们之间也是互补的。讲和谐就完全不讲斗争，和谐也实现不了。只是这种斗争的目的跟以前的“斗争哲学”截然不同：谁破坏和谐我们就跟谁斗争，斗争是为了更好地合作，即对不合作者进行坚决斗争。以前把消灭对方当作斗争目标，这种想法是反辩证法的，因为按照辩证法，矛盾双方共生共存，如果消灭了对方，自己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现在的斗争目标，是让反对合作者改变态度，支持合作。

人类阶级关系的发展历史给了我们深刻的印象：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时期，有相当一部分奴隶主愿意释放奴隶，让他们成为租地农民或自耕农，这样对劳动者和新兴地主都有好处，所以他们在对顽固派进行斗争时，合作得很好。这种情况即使在封建社会改朝换代过程中也常常发生，如程咬金与李世民的合作。同样地，在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中，一部分地主愿意转变成资本家，为资本主义开拓道路。工人、农民积极参加英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冲锋在前，这是历史事实。从地主中分化出来的新兴阶级，为建立新制度也做出了巨大努力。事实是：新旧两种制度的冲突，远甚于穷人和富人的冲突，或者宁可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种表现。由此得到的哲学认识是：一切新事物都要从旧事物内部产生。

可是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非要通过“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可。不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可以和平生长社会主义因素，这就违背了新旧事物关系的辩证程序，也与事实不符。今天的许多私人企业“姓社”是客观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比国营企业更“像”社会主义。而且即使在当时，也有罗伯特·欧文同志这样的“共产主义者”，他本人就是资本家，却为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奋斗终生，献出了全部财产和毕生精力。断定没有资本家愿意搞社会主义违背历史事实，更违背“新事物必然从旧事物内部产生”的发展逻辑。

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绝对化，不承认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除了斗争哲学的羁绊、社会主义“绝对纯”的梦呓，两个“主义”划分标准不科学也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之一。

斗争哲学的核心错误理论性相当强，所以在理论上不作深刻探讨，就不能发现它，更无法纠正它。只是述说一下老人们在文革中挨整的凄凄惨惨故事，想引起没有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的同情，事实证明效果很差。毕竟已经过去四五十年了，只有完整地经历过“史无前例”过程的人，才有可能理解它。今日的文化产品对那12年（包括“反文革”的2年）讳莫如深，不敢涉及，更增添了它的神秘感和歧义性。

斗争哲学的核心错误在于声称：斗争性是绝对的。黑格尔的原话是：认为矛盾不可设想是荒谬的。处于绝对地位，即具有普遍性品格的是矛盾，而不是斗争。有了矛盾不一定非要斗争不可。夫妻有矛盾，他们不能斗争，只能相互体贴，加强沟通、加深理解来解决矛盾。斗争的结果就是离婚。工农之间，师生之间，城乡之间有矛盾，领导与被领导、甚至司机和警察之间都有矛盾。怎么解决？不能斗争，只能协商、相互沟通，以合作为目的，用和平方法解决。阶级斗争一斗就乱，境外敌人乘机捣乱。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12年的悲惨经历，就是亲人变仇人，父子兄弟姐妹夫妻互相“揭发批判”，把人间社会搞成了一锅粥。

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其实也知道，在和平建设时期以斗争为纲似乎不妥。他们很聪明，发明了所谓“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两类社会矛盾的“理论”，用来解释人民内部矛盾的非对抗性。但是斗争性既然是绝对的、普遍的，它就必然要“深入人民内部”，上述恶果因而无法避免。难道还有什么“不对抗的斗争”吗？追究对抗和斗争的区别，就如同追究打架和斗殴的区别一样，毫无意义。把“矛盾”等同于“斗争”不仅混淆概念，更是模糊了共性和个性。党的文件居然说“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这种混淆概念层次的说法见诸于正式文件，足见其理论性之强。阶级矛盾是普遍的，不同阶级之间一定有矛盾；阶级斗争是个性、特殊性，即阶级矛盾主要不靠斗争来解决，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区分。第二层次，阶级斗争的方法多种多样：思想冲突、理论争论，法律建设，制度规定，组织建设，民主选举，更换干部，和平斗争的方法很多，武装斗争只是个别情况，是个性而不是共性。这样从共性到个性有三个层次，当我们把三者混为一谈的时候，整个社会必然“天下大乱”。

三、搞清楚采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真正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适应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原则。

按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生产方式一定要与消费方式相适应，不为消费需要所进行的生产是浪费。而中国的消费方式从1954年开始就全面市场化了，即呈现完全的随机性、不可约束性。这就使所谓计划经济模式成为脱离实际的一厢情愿。1963年经济形势好转以后，人们把布票、粮票贴在墙上当画看，足以说明定量供应不是经济规律，而是因消费品不足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且在社会需求调查不可能准确的前提下，谁也无法实行计划经济。质而言之，中国的计划经济不真实，它本质上是政府经济、首长经济——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干。消费市场化决定生产的市场化，决定了非实行市场经济制度不可。

如果认真贯彻社会主义原则，就会产生新的矛盾：按需生产和按劳分配的矛盾。按马克思经济理论，生产原则一定要与分配原则统一。然而社会主义要求：按社会需要进行生产，按劳动者的劳动贡献进行分配。劳动者不知道自己的产品是否真的符合社会需要，两项原则不统一，生产就有盲目性。为了有效克服这种盲目性，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市场制度，因为产品是不是符合社会需要，只有市场知道。

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第三个理由，是国际社会全部市场化了（搞所谓计划经济只是个别现象）。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关起门来自己发展，要在国际经济社会发展中展示社会主义理念和制度的优越性，就只能跟国际社会一致，实行市场化。

但是，市场化并不是什么都好。市场运作的假设性前提是：人人都是自私的。不自私就不会讨价还价，如果有谁低价卖出，高价买进，不要多久他就把自己的老本儿全亏光了。“为自己赚钱”在市场制度下天经地义、合理合法。这样久而久之，人们的私心加重，社会上诈骗成风，诚信丢失，道德倒退。官场上以贪腐为能，以廉洁为“熊”。经济建设成就越大，精神塑造成绩越差，全民族深陷危机。我们在理论上的失误就是：不重视市场运作在政治思想上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采取有效对策。我们所缺少的是：科学的经济政治学，即研究经济行为会产生何种政治影响的科学。而且将本来属于事业单位的文、教、卫、体，都变成“企业化管理”，以赚钱为纲。这样就更加剧了社会精神的全面倒退。新社会主义理论必须严肃面对这一事实，找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四、建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体系，指导逐步实现政治改革

阶级斗争是政治，但政治决不等于阶级斗争。这两个名词涵盖范围差别极大，不能等同看待。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政治改革首先就是政治理论体系的改革。我国现有政治体制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之需要，突出表现就是理论落后于实际。

政治观的改革首当其冲。阶级斗争政治观混淆个性与共性，一切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如把好打扮说成“资产阶级”，好像无产阶级的女孩子就不能打扮得漂亮一点。这当然很荒谬。政治到底是什么？究竟那一种政治观更符合实际，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同志最有发言权。日常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两方面：组织管理和宣传教育。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组织都设置了组织部、宣传部，这也是各级政治机关内设的主要部门。依据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观：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中山先生又很重视宣传工作，认为：要用90%的力量对民众进行教育，即“唤起民众”，只用10%的力量去做就够了。可以认为：孙中山先生的政治观符合实际。

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存在根本区别：国际上主要通行的是阴谋政治和强权政治。这种观念和做法千万不能引到国内来。“内外有别”是社会主义重大原则，不可随意突破。

“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大的“好处”就是：把自己在组织管理和宣传教育中的重大错误，都归因于“阶级敌人捣乱”。由于不科学的管理、不重视管理而带来的一切责任问题都用不着追究了。但是，不能否认现实社会中阶级的存在。只是现实阶级关系以合作为主导，不是以斗争为主调。所以，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应是：“加强阶级团结，促进阶级合作”。这就回归了1965年朱德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的工作报告精神，即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注解[1]）所谓中国式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阶级合作的社会主义”。

端正了政治观以后，政治改革才有了正确方向——以科学管理、民主管理为改革目标；宣传教育要用“实事求是”代替所谓“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彻底清除“皆准论”就无法杜绝“凡是论”。确定了组、宣工作的目标以后，政治改革就可以系统地进行“顶层设计”，就可以上下结合、组宣结合地进行下去，逐步达成科学化、民主化管理的政治目标。

五、说明生态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说明它还处于初级阶段。要完成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必须对社会主义的阶段划分有明确表述，有客观的划分标准。按照上层建筑依赖于经济基础并保障经济基础健康发展的观点，改革必须着眼于经济基础的需要。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冲击陷于僵化的“首长经济”，不能不强调市场对于生产要素的配置作用。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市场化原则对于人们的心灵冲击和负面影响太大，有时甚至是致命的。世界思想界已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原则和“系统理论”。按照这种原则和理论，对于传统市场经济进行改造，就得到了生态经济三项原则：一、市场原则服从生态原则。凡是破坏生态环境而又无法恢复的项目，经济效益再高都不能做。二、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三、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这三项原则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原则。所以，生态经济完全实现的一天，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真正完善的一天。以上三原则与社会主义“统筹兼顾、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完全吻合，所以生态经济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六、“五位一体”的文化阐述和哲学分析

党中央提出了社会、政治、生态、经济、文化五大文明“五位一体”的战略，把全国一盘棋的社会主义原则向前推进了一步，这也是系统理论在治理国家中的实际应用。社会主义新的理论体系，必须对此作深入阐述，重点在哲学和文化方面。我们的理论落后于实际需要，首先表现在哲学上。条件哲学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哲学基础，条件在不断发展变化，规律就一定随之变化。“皆准论”的错误在于否认这种变化，坚持教条主义。生态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等等需要重点发展。文化哲学在教育人、提高人的思想素质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舆论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工具，然而很多新闻人信奉“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专门猎奇、吸引眼球和贩卖低级趣味。这也是一种政治的被商业化，背离社会主义方向。文化哲学不能回避这些，要给予有力的批判和解剖。文化自身的发展是新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象化教材，需要降低娱乐性，加强教育性，避免庸俗化，减少商业气氛。

理论体系的重建，是政治实体改革的先行步骤。重建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工作还有很多，这里所说有挂一漏万之虞。但愿此文能成为引玉之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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