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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国 | 传统哲学的缺陷与国人的思想分歧

时间:2024-03-26 08:46点击:33

‌传统哲学的缺陷与国人的思想分歧

陈建国(江西社科院)


    旧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这在本质上没有错,它之所以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批评,是因为它忘记了还有另一面:人同时也在改造环境和教育。然而在今天的中国,人们的思想分歧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除了明显的左、右两大派,还有多达数十个形形色色的派别;有时,甚至同一位“学者”自己的观点前后矛盾。这当然说明中国的舆论环境宽松,因言获罪机会大大减少。同时也说明:中国的社会环境和教育出了大问题。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思想基本上不统一,要想“众志成城”就非常困难。这不利于我们发挥 “全国一盘棋”的政治优势;一旦国际、国内形势动荡或发生巨变,人们难免惊慌失措。那么除了环境和教育以外,造成人们思想分歧还有别的原因吗?

    传统哲学中存在的缺陷,是造成中国人思想分歧的深层次原因,它既是环境也是教育。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传统哲学,是指中国各大学哲学教材普遍采用的说法,一些属于共性的观念。不包括个别学者或教师提出的特殊观点。

    一、真理都是有条件的,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

    传统哲学,以“真理的普遍性”为名,承认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然而科学史到今天的事实是:凡事实真理都是有条件的,牛顿力学和相对论各有自己的适用范围。量子力学也一样。狭义相对论在哲学上的意义就是:测量坐标系决定测量结果。这是“条件决定规律”的特殊形式。连1+1=2这样的数学规律也严格受条件限制:异名数不能相加。在人类社会领域,真理所受条件的限制就更明显。例如,世界上根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前苏联革命的城市中心暴动在中国行不通,而要改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时代限制更严格,武松打虎是英雄,今天谁随便打死老虎就犯法了。从表面看,不受条件限制的是抽象真理,例如:世界是物质的,事物是发展变化的,等等。但抽象本身就是一个条件。一旦具体化就很不好办,必须先讲好条件,然后才能有结论。

    但在许多中国人的脑子里,真理的正确性是不变的,在什么条件下都一样。可是时过境迁以后,原来的真理不成立了,有的人思想跟着变了,有的人坚持不变,这就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分歧和对立。用彼时彼地的真理,否定此时此地的做法,是一些人常用的方法。这个问题在批评“两个凡是”的时候实际上遇到了,却回避了。原因很简单:不敢承认领袖会犯错误。“皆准论”是“凡是论”的立论基础,既然真理不随时间、地点、条件而变化,就必须坚持“两个凡是”。不否定“皆准论”,“凡是论”就根本不可能被否定。批判了“两个凡是”,会冒出更多“凡是”。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条件到底变了没有?变了多少?是本质变化还是程度变化?把条件变化分析清楚了,该不该坚持这个道理也就弄清楚了。盲目地讲坚持,就是“凡是论”。

    真理的普遍性只能理解为:只要有相同的条件,一定有相同的真理。或者说:在相同的条件下,一定有相同的事情发生。真理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细节方面。

    二、真理必胜论与事实不符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的确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一些教条主义的东西受到应有的冲击。然而很遗憾,由此造成的副作用也相当严重。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成王败寇”是不成文的规矩,因为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史官都是皇上封的,他们只有把战败者说成十恶不赦的大坏蛋,才能突显自己的正义性、合法性,才能在圣上面前通得过。

    真理标准的讨论,让人们觉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胜利的一方就是站在了真理一边。“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这种心态造成一个结果:党的领导人,那怕他曾经提出过非常正确的意见,只是因为没有被采纳,没有获得成功,就很容易被大家忽视和遗忘。只要是成功者,那怕有些做法很不妥当,也是正确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在实际社会生活中,掌握真理的一方,不一定就是胜利的一方。因为真理的胜利需要条件,当条件不具备时,真理所在的一方很可能是失败者。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并不可取,也不符合毛主席所说的革命人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成功”的规律。

    李自成起义队伍的领导层中有很多派别,当时唯一认识真理的就是李岩。如果李自成能采纳李岩的意见,大顺王朝一定坐稳天下,满清大军入不了关,制将军还可能率兵统一关外。中国可能很早就进入资本主义。但是,持正确意见的李岩最后掉了脑袋,大顺王朝终成泡影。而且这个结果是必然的,没有偶然性,因为中国民众的觉悟,包括李自成本人,都不可能认识到李岩意见的正确性。郭老写《甲申三百年祭》纪念其事,却并没有挑明:真理如果不掌握群众,则不可能成功。在战争中,比一般情况更复杂,有可能胜败双方都犯错误。

    对于社会科学而言,真理的最终胜利,必是经过无数曲折,不是直线型的。有些真理,在今天还没有被人们认识,或者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当真理没有变成多数人的共同认识的时候,它的胜利极其困难,有时甚至不可能胜利。

    三、单一、直线因果观不成立

    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直线链接的因果观,实际不能成立。而我们很多人的思维方式就是:因火而红,因墨而黑。简单直线的因果观,使我们的认识分歧无法解决。

    恩格斯提出社会发展的“合力论”,就是社会运动的最终方向,是由各个方向的合力决定的,不是单一作用力决定的。条件分析的研究结果是:任何目标成败都是由条件组合决定的,不是由单一条件决定的。比如我们要乘坐汽车去某景区旅游,至少需要以下条件:一部完好的汽车,充足的汽油,畅通的道路,有经验的司机。当然,景区要开放,路上不要堵车,我们身体健康,……如此等等,缺一不可。我们决不会说:这次能顺利地去旅游,多亏有位好司机。但是在认识社会问题时,我们往往就会说:中国革命成功,多亏有了某某!这种想法就是单一因果观。这也是人们产生认识分歧的重大原因。你强调这个条件,我强调那个条件,双方的思想冲突无法避免。如果用我们刚才举的例子,就如同张三说:没有好司机我们根本无法去旅游;李四却说:汽车不能开了,司机再好也没用!王五站起来说:就算是有好司机好汽车,道路不通你去个鬼呀!三个人吵得不可开交,其实他们的认识都正确而片面。用数学概念说:任何必要条件都对目标行使否决权,在否决权问题上它们是平权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都有否决权,有一个国家投反对票,方案即不能通过,这种规定符合数学上对否决权的认识。懂得数学上这个道理,就知道单一直线因果观有多么错误!

    朱、毛会师,决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兴旺发达。但这决不是仅指这两个人的会师,而是指两支队伍的会师。当然更离不开井冈山的地形地理条件、周边县、地区、省的革命形势,……。把革命成功仅仅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观点,是唯心史观,而不管你归功的这个人是谁。

    四、把“白马非马”说成诡辩,是不懂哲学

    古人公孙龙子提出“白马非马”命题,被很多人说成是诡辩,其实是不懂哲学的表现。中国字“是”与“非”是一对相反概念,它们有三种含义:

    第一,是就是正确,非就是错误;

    第二,是就是等于,非就是不等于;

    第三,是就是属于,非就是不属于;

    “白马非马”的命题与第一种含义无关。从第二种含义看,命题显然成立。只有在第三种含义情况下,命题才不成立。可是从用词规则看,说白马而不说白驴,就已经承认它属于马了。由此可以断定:公孙龙子所说的不是指第三种含义。它只能是指第二种含义。结论:命题正确。

    “白马非马”命题的完整含义是说:白马虽然属于马,却不等于马。因为白马是个性,马是共性,是黑马、黄马等各种颜色的马总和之后的抽象。

    正确区分共性与个性,是哲学研究的基本功。湖南一位学者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针对某学者说:“你爸爸是男人,不等于男人都是你爸爸。连这点道理都不懂,你还搞什么哲学!”可是这样一个简单道理,很多人就是不懂。更多的可能是:不是不懂,而是有意为之,好为自己并不正确的说法,制造哲学支持。

    比如说,政治的范围非常广泛。说阶级斗争属于政治当然不错,但说阶级斗争等于政治就错了。因为阶级合作,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战线都是政治。国家的管理及管理理论也是政治。政治是共性,阶级斗争只是个性。二者不能划等号。将二者划等号的结果是:既然政治挂帅,就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因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由此可见,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在哲学上混淆了共性与个性。

    混淆共性与个性的现象,在今天依然严重。对文革的看法,对反右、反右倾的看法,对大跃进、人民公社、改革开放的看法,都存在混淆共性与个性的情况。举一些典型事例,没有逻辑分析,只有感情宣泄,得出惊人结论,试图推翻人民的共识和党中央的会议结论。希望这些人是真的不懂哲学,那么我们对此作些普及宣传,也许有效。如果是别有用心,说得再多也没用。

    事例宣传的办法,不是不可以用,而要看你怎么用。关键要看该事例与事件整体的大方向是否吻合。比如对国民党政权总体评价是反动的,但决不等于它没有干过任何好事。如果否认国民党政权干过好事,而且是很大的好事,你就无法解释国共深层次合作的历史事实。把它干过的好事一一罗列起来,而根本不考虑“四、一二大屠杀”、“五次围剿”、“皖南事变”等等,那国民党丢失国家政权就是“天理不公”,中国现代史就要彻底翻过来——这当然很荒谬。

    五、“一分为二”是对辩证法的简单化

    我们想宣传辩证法,这种愿望很好。但是把辩证法就看成“一分为二”,则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由此带来一系列认识误区。例如,“一分为三”学派的产生,就是对于这种简单化做法的“纠偏”。毛主席说过,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这不就是“一分为三”吗?三个世界的划分、三段论等等,都是对一分为二的突破。这就把辩证法看成了数学游戏。其实辩证法的本质,是要求我们学会从动态的、变化的观点看问题。我们需要的是多重视角。党中央提出“五位一体”战略布局,这里就充满辩证法,你难道还要搞个“一分为五”吗?可见,采用简单的几分法,没有抓住辩证法的本质。

    我们把市场就看成市场,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样看问题就是形而上学。市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因为市场混乱、充斥假货、欺行霸市、……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市场更是政治问题,是把方便人民生活放在首位,还是谋利第一?市场的管理布局需要精美设计,让人民赏心悦目,又成了文化问题,而且很多市场本身就是文化市场;它同时反映一种社会生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市场的自然生态有关。这样多重视角、尽可能相互联系地、全面地、有机地看问题,是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说:“不同的音调构成最美的和谐”,这是辩证法思想,你说他“一分为几”?

    把辩证法说成“一分为二”带来的另一弊端是,错误地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既然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那么分与合也是一对矛盾,有分就有合,否则就违背了“一分为二”。可是“一分为二”用在它自己身上就不灵了,成了只许分不许合了。对杨献珍的批判是中国哲学界蛮不讲理的典型事件。

    学习辩证法,还要跟形而上学联系起来学习。在对立中辨别事物,在比较中认识事物,是基本方法。形而上学思维是反辩证法的,掌握形而上学的思维特点,反其道而行之,我们才知道什么是辩证法。可以说,不懂形而上学,就弄不懂辩证法。2016年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年轻的博士指责我说:陈老师,你错了!形而上学是多么好的东西呀,你为什么要反对形而上学?太不懂道理了!他把我批判得傻愣愣地站在那儿了。高等学校的高材生,居然不知道形而上学是反辩证法的!我真的无话可说!(他只知道《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社会教育到了这种地步,大众对于辩证法的理解非常肤浅、可怜,就一点儿也不奇怪了。

    六、对立统一不是辩证法的核心

    辩证法观念实际产生于中国的老子、孙子、晏婴等先贤。中国的阴阳互补就是辩证法!即使你“言必称希腊”,硬要把辩证法之源说成古希腊,也找不到“对立统一”的原话。正如江正杰先生所说,这是一个翻译问题。但是,既然翻译成了汉语,就要用汉语本身的字义来解释,看它符合不符合辩证法的原意。

    用纯粹汉语的意思来分析“对立统一”,它是存在逻辑矛盾的词语,因为对立就不统一,统一就不对立。

    除了逻辑不通、不准确之外,“对立统一”还被解释为一定要“通过斗争,矛盾一方消灭另一方,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统一”。果真这样,斗争哲学就不可避免,所以“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这就给党内一切左的做法,一部分同志对另一部分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运动”找到了哲学依据。

    人们头脑中的矛盾观念,是对现实的反映。上下、正反、高低、前后、快慢、轻重、……这些互相矛盾的方面,它们有那一对儿是互相斗争的呢?根本就没有!它们互相间有的只是相互依存,没有上就无所谓下,没有前就无所谓后,一张纸没有正面就没有反面,如此等等。1959年我在学校学习哲学的时候,朱耀鑫老师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不要说唯心主义不好,唯心主义还会万岁呢,因为没有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它们是互相矛盾的两方面哪!

    “对立统一”没有资格充当辩证法的核心,还因为它解释不了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肯定规律。

    原子丢失一个外层电子,变成一价离子。量变和质变同时发生,二者互为因果。它们根本不对立又何必求统一?丢失电子是原子变离子的条件,原子变离子一定会改变电子数,反过来说也行。这说明质变和量变是互补的。

    不否定“计划经济”,一切由政府严控,市场不起作用,也就没有市场经济。所以改革否定的是计划经济,肯定的是市场经济,肯定与否定的不是同一对象,它们根本“对立”不起来。你要肯定市场经济,我要否定市场经济,我们俩这才闹对立,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肯定与否定互为前提,二者互补。深入分析下去:计划和市场,作为两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其关系应该是互补的。可惜我们的经济理论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你到全世界找一找,那有搞市场经济政府就可以根本不管事的道理呢?那有政府对于国民经济没有任何宏观管理的道理呢?

    对质变量变规律和否定肯定规律的分析说明:互补才是辩证法的核心。这与古人对于阴阳互补就是辩证法的认识一致。

    自然界的事实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哲学家说:差异就是矛盾,所以矛盾双方互相吸引,而不是斗争。另一事实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有这两种情况出现,是因为条件不同。所以归根到底起作用的是条件。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规律。

    老子的祸福论是辩证法的经典论述。塞翁失的是家马,却引来一匹野马;儿子骑野马正高兴呢,没想到摔断了腿;还没来得及伤心,就碰到抓壮丁,儿子因为断腿不能去。你说这些事儿对塞翁是祸还是福?所以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里的福与祸不是“斗争”的结果,而是条件变化的结果。随时掌握条件变化的规律,我们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祸趋福。

    所以说:辩证法的核心是互补。决定互补成败的是条件,条件才有最终决定权。

    七、矛盾的斗争性不是绝对的

    说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是《矛盾论》的重大失误。

    矛盾的同一性,对应的反意词是差异性,不是斗争性。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只能说差异性是绝对的,不能说斗争性是绝对的。斗争与合作是一对反意词。很多矛盾的双方就是既合作又斗争,依据条件不同而让合作或者斗争占据主导地位。这种情况,跟矛盾同一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根本不同。这一事实足以说明,矛盾的斗争性不是绝对的,因为它也有不占主导地位的时候。

    对抗与斗争原则上没有区别。有不对抗的斗争,或者不斗争的对抗吗?实际上没有。所以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就等于承认斗争性不是绝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这一过激判断,是形成斗争哲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根源。

    对于矛盾斗争性的理解不同,造成人们在思想上的重大分歧。因为现实社会矛盾的双方都具有互补性,例如干群矛盾、工农矛盾、城乡矛盾、夫妻矛盾、师生矛盾、……一旦双方互补关系遭到破坏,矛盾就会激化,即让斗争性占据主导地位,这样引起的社会问题很多。该怎么解决?夫妻能斗争吗?斗争的结果是离婚,做不成夫妻。师生能斗争吗?斗争的结果是课堂秩序混乱,上不了课。凡人民内部矛盾,都不能主要依靠斗争来解决。我们有时会轻易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思想上坚持斗争性是绝对的,是一个重要原因。

    斗争性不是绝对的,而且要讲究方法跟技巧。常常要化解一些矛盾,让它由斗争转化为合作。我们在对敌斗争中常常采用各种方法化敌为友,在人民内部难道还非要树立斗争对象,化友为敌不可吗?

    革命成功是多一些朋友好?还是多一些敌人好?任何会思考的人,都会给出正确的判断。

    还有一点很重要:千万不要将斗争精神和斗争哲学混为一谈。我们一批评斗争哲学,有些人就说:不讲斗争,难道讲妥协更好吗?难道你要当叛徒吗?这就是将两者混淆起来的说法。反对斗争哲学,这本身也是一场艰苦的斗争,容不得丝毫的退缩和犹疑。坚持清除斗争哲学的影响,才能逐步建立和谐社会。一面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一面要求建立和谐社会,这是南辕北辙,自相矛盾。

    八、传统哲学没有数学基础,不理会系统论的新成果。

    把哲学看成是对科学的总结,只要不作为哲学观,而只是说明哲学必须与科学发展相适应,则是对的。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极少数人(如乌杰)以外,绝大多数哲学工作者,并没有在哲学工作中运用数学工具,没有吸收先进的系统论思维方式进入哲学基本理论。用旧哲学理论解释新事实,不可能不发生分歧。有时候分歧双方的意见都是错误的。

    现代社会调查,已经离不开概率论。不懂概率论,即使只研究社会哲学也不够格。而概率理论关于元素互补与互斥的分别,对于哲学有重大启发意义。当然,数学与哲学两种互补的基本概念有区别,例如阴阳互补就无法量化。根据笔者的研究,互补度的计算,互补已实现程度与理论上需要的互补度的计算,都离不开数学。这点很重要,因为二者的比值决定系统的稳定程度。哲学研究再也不能“大而划之”了,不懂数学者只能啃故纸堆,难有创新。

    尼尔斯•玻尔极力推崇中国古代文化的整体论和互补论。他自己虽然不研究系统论,却对此有启发。系统论实际是将中国古代的“整体观”进一步科学化。这是一种精细化地整体论,说明了为什么全人类是一个整体,是一个怎样的整体。钱学森力主用系统论管理国家,管理社会,这就是政治。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呼唤着系统哲学站出来,为此做出理论性的说明。

    人类社会既然是一个大系统,各个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就是其子系统。如果子系统之间经常不断地发生战争,系统还能稳定吗?人类必然面临灾难。承认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大系统,那么制止战争,保卫和平就是最神圣的事业!止戈为武,中国的军力发展就是为了保卫世界和平,压制战争狂人。

    这种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呼唤着彻底的哲学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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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泽东人民大学》2024年3月25日,网站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