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

　　民族主义的主体是民族。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在国家遭受外敌侵略的时候，它是保卫国家独立的底线；在国家需要安定团结的时候，它又是制造民族分裂的借口。民族主义主要有两个内涵：爱国主义、民族独立。爱国主义，也可能异化成对外侵略的借口，比如二战时期的德意日法西斯、现在的美英日等帝国主义。民族独立，也可能成为极端民族主义，制造民族分裂的依据，比如中国的藏独、疆独、蒙独、台独等势力。民族主义不宜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核心，必须受制于更高的道义约束。只有人民本位的共产主义领导国家（精英）或官本位的民族主义，才能节制它的邪恶面。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核心理念，切不可混淆。

　　爱国主义的主体是国家。共产主义是劳动人民自己的，叫做人民本位，这样的国家是真正的人民共和国，人民群众理应共建共享、誓死捍卫自己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以国家为本位的，国家本是个空屋子，代表国家的是官僚、能人、精英、名人等极少数人，叫做精英本位。如果这些精英不欺压老百姓，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德治，人民群众可以接受这个国家，但需要不断改造它以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这些精英欺压老百姓，不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应该团结起来，奋力打倒这些反动精英，建立自己的人民国家。其他的国家，比如封建主义是地主家的，资本主义是资本家的，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家的，人民群众没有必要替它们做看家狗，不应爱这些欺压自己的国家，应该团结起来推翻反动统治，建立人民的王道乐土、人间天堂，实现老百姓幸福的共产主义。

　　自由主义的主体是个人。主张“私权保护”，强调个人权利、价值和尊严，主要见于中国，可称为文化自由主义。主张限制政府的权力是为了维护社会的自主性，维护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即政府无为、民众有为，强调“自由交易”，主要见于西方，可称为经济自由主义。

　　中国古代自由主义代表是先秦时代的杨朱学派和魏晋玄学。有人称老庄为保守自由主义，其实老庄是自然（真实）主义者。

　　杨朱思想的核心是“为我”和“贵己”。杨朱认为，人生下来就有欲望，有欲望就应该适度满足，所以人为了自己而活，这没啥不对的。杨朱说：“损一毫而为天下，不为也。”“一毛不拔”成语由此而来。杨朱说，什么天命鬼神、大禹周公，都是扯淡，过去的旧东西就让他们朽掉好了，我们的目标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什么君主、国家，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每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才是社会的真正单位。

　　魏晋玄学的名言是“越名教而任自然”，是晋朝的以竹林七贤为首的名士们，为了反抗司马家族提出的所谓“名教”，而提出的精神宗旨。他们在内心极度厌恶憎恨司马家族的政权的虚伪，看穿了“名教”不过就是司马家族狼子野心篡夺曹魏江山的遮羞布而已，于是以道家老庄哲学中的自然为其最高的精神目标，超越虚伪刻板的官方道德模式，以离经叛道的形式向世人表达内心的压抑和淳朴人性的向往。“越名教而任自然”，绝不是一句简单浮躁的口号，他是黑暗岁月的烛光，照亮人的尊严和价值。

　　西方自由主义包括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特指迷信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官僚改革家。

　　所谓“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初开始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政治思潮，反映资产阶级政权确立以后的要求，着重于维护和论证公民自由。自由主义者主张，国家应该保障人身和私有制的安全，维护以公民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特别是强调“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边沁、约翰.穆勒等。十九世纪末的自由主义，例如埃林涅克，竭力宣扬现代国家和法（即资产阶级的国家和法）具有“超阶级”的性质，反对马克思主义。

　　所谓“新自由主义”，就是标榜自由经济以掩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部庸俗经济理论。是同凯因斯主义相对立的流派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形成。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机制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并使生产资源得到合理地分配，自由竞争经济能确保市场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主张国家应尽可能少去干预经济生活，但又认为现代经济和政府关系非常密切，国家应实施“稳定货币”的政策，以保证自由竞争的顺利进行，并采取其他适当的经济政策来解决自由竞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对手，什么是“凯因斯主义”呢？

　　凯因斯主义是一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影响最大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体系。它以1929—1933年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事实出发，否定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能借助于市场供求自动达到充分就业的旧经济学理论，承认资本主义会发生大量的失业和危机，但又说这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而是人们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之预期以及货币数量决定的有效需求不足所造成的。认为要提高有效需求、增加就业，必须摒弃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由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依靠政府来调节经济，即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2000年7月，美国著名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指出：

　　当前中国的“危险主要来自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扩展，这一思潮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观点，中国继续发展必须打破政府对资本和商品流通的有效控制，把企业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知道，美国的自由主义模式不会给中国带来什么好处，最多只能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对苏联的解体，美国和西方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这种作用主要不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而是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非常有效地渗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的思想中”，“其实，苏联经济学家接受的不过是最简单、最天真的19世纪的自由主义观点”。